金元退潮，人民足球登场：中超股改困局与出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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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赛季中超联赛在2022年初落下帷幕，但这场本应万众瞩目的收官却显得异常冷清。山东泰山虽夺得冠军，却未能激起公众热情；广州球迷在楼顶遥望球场陪伴球队踢完最后一轮的场景令人动容，却也折射出中超整体关注度跌至历史冰点的现实。没有球迷、缺乏热度、球星流失、赞助撤离，投资人纷纷抽身离场，中国足球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系统性危机。 江苏苏宁在2020年夺冠后旋即解散，曾被视为个案，如今看来却是风暴的开端。截至2022年初，16家中超俱乐部中仅有山东泰山、上海海港、河南嵩山龙门和大连人四家未出现欠薪问题。武汉队全年仅发放3个月工资，重庆两江竞技只发了2个月，沧州雄狮、青岛黄海等队欠薪时间更超过半年。曾经挥金如土的广州恒大与河北华夏幸福，不仅深陷欠薪泥潭，甚至难以维持基本运营。恒大集团自身负债高达2万亿元，其足球业务早已成为亟待甩掉的包袱。 在此背景下，“人民足球”概念被提出。广州市体育局明确表态，市委市政府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支持广州队与广州城继续运营，并推动俱乐部股权多元化改革（简称“股改”）。根据国家体育总局《“十四五”体育发展规划》精神，股改须由地方政府主导，且国有企业必须成为最大股东。具体操作上，采用“433”或“4321”等股权结构模式，即国企占40%以上股份，原股东保留部分股权，其余由社会资本补充。 以广州队为例，市政府已接洽广州医药、广汽集团、广州城投等本地国企，探讨其作为新大股东的可能性。恒大或将彻底退出，或仅保留少数股权。然而，股改进度普遍缓慢，核心障碍在于俱乐部巨额债务的承接问题。原股东希望新投资方一并接手债务，而潜在投资者则不愿为历史包袱买单。江苏苏宁当年携5亿元债务寻求接盘者，即便在经济强省江苏也无人问津，最终走向解散。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，参与股改的地方国企多为文旅、城投类平台公司，本身承担地方融资职能，债务压力不小。由这类企业接手俱乐部，实质上是将足球运营成本转嫁至财政或社会融资体系。在当前宏观经济承压、地方财政紧张的背景下，这种“政府兜底”模式的可持续性备受质疑。 此外，股改结构中的社会资本参与意愿低迷。以重庆两江竞技的“4321”模式为例，尽管规划每年投入3亿元，由四方按比例出资，但除地方政府外，其他股东迟迟未兑现承诺。原因显而易见：俱乐部长期亏损、无盈利预期，且决策权高度集中于地方政府，社会资本既无话语权也无收益保障，自然缺乏投资动力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地方政府存在换届风险，新一届领导班子可能改变政策方向，导致股改承诺落空。更有甚者，部分地方政府虽名义持股却不实际出资，使俱乐部陷入“有主无资”的尴尬境地。 综上所述，从中超金元时代的崩塌到“人民足球”的探索，中国足球正处于转型的关键十字路口。股改虽意图通过混合所有制化解危机，但在债务不清、盈利无望、机制不健全的现实下，仅靠行政力量推动难以为继。若不能建立市场化、法治化、可持续的俱乐部运营体系，所谓“人民足球”恐将沦为又一轮短暂的政策救火，而非真正扎根于社会土壤的足球复兴之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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